《史记 • 匈奴列传》记载，匈奴贵族“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暗示匈奴贵族葬俗中存在殉葬现象。这一现象在考古材料中也得到证实。

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发现的甲字形积石墓，是匈奴贵族墓葬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类墓葬的东侧或者西侧有呈弧形排列的圆形积石墓（蒙古及欧美学者称为卫星墓），数量从1座到20余座不等。蒙古国后杭爱省高勒毛都2号墓地的发掘表明，这些圆形积石墓葬一般在甲字形主墓的一侧沿弧线从南向北整齐排列，规模逐渐变大，应当是同时规划、修建并完成下葬。中文文献一般称这类墓葬为陪葬墓，其所葬个体实际上具有殉葬的性质，即文献记载的“从死者”群体。不过文献记载的数量显然有夸张成分，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匈奴墓葬的殉葬个体是28个。

图1. 甲字形积石匈奴墓葬与一侧的陪葬墓

这些殉葬个体既包括成年男性和女性，也包括未成年人。随葬品情况也有明显差异：有随葬罗马玻璃器、青铜器、金银饰品等贵重物品者，有随葬兵器者，有仅随葬数件陶器者，也有完全没有任何随葬品者，甚至还有个体的手部或者腿部有铁质镣铐。说明这些个体的身份差异比较大，未必全部是“近幸臣妾”。鉴于出土文物无法为判断这一群体的身份提供更多有效信息，我们先后对贵族和殉人骨骼遗存开展了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和锶同位素分析，以期为研究匈奴贵族的殉葬群体来源寻找更多线索。

针对高勒毛都2号墓地匈奴人骨遗存的碳氮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所分析的3个贵族个体（T1、T189、T10）与大部分殉人个体具有相似的食谱特征，暗示他们生前的饮食情况比较接近。但是位于1号贵族（T1）之殉人墓葬弧线最南端的1号殉人（T1S1，未成年人，墓葬规模最小）和最北端的27号（T1S27，成年人，墓葬规模最大）食谱中C3成分明显高于其他个体，可能具有比较特殊的饮食习惯。

图2 匈奴贵族与殉人的稳定碳氮同位素比值分布图

本次开展的锶同位素分析样本分别来自高勒毛都2号墓地3个贵族个体的骨骼、4个殉人个体的骨骼及4个殉人个体的牙齿，另外还分析了3个动物骨骼样品。为了判断这些个体是否属于本地人群，我们首先需要确定本地锶同位素比值的参考范围。2018年，学者在对哈奴伊河流域青铜时代石冢遗迹动物来源的分析中，测量了一匹本地出生、本地放牧的马的牙齿，确定该流域的锶同位素比值参考范围为0.70844—0.70881。高勒毛都2号墓地正好位于该流域，并且与所分析的青铜时代石冢遗迹相距不远。因此我们将参考这一数值范围来观察匈奴贵族和殉人的来源。

图3 匈奴贵族与殉人锶同位素比值分布图（红线为本地参考值范围）

所分析的3个贵族个体中，T1和T189的骨骼锶同位素比值均位于本地参考值范围内，证实他们生前很长一段时间应当生活在哈奴伊河流域。规模最小的T10落在本地范围之外。此前的考古发掘表明，T10的下葬时间可能在该墓地遭受大规模破坏之后，因此得以保存完好。对人骨的测年数据也支持这一判断。锶同位素数据则反映这一贵族个体生前可能并不是在哈奴伊河流域活动。

本次分析的4个殉人骨骼样品中，3个锶同位素数据落在本地范围内，说明其生前长时间在该流域生活。食谱特征表现出明显差异的T1S1和T1S27两个个体也在本地生活。另外4个殉人的牙齿样品中，3个锶同位素数据在本地范围之外，证实他们幼年并非在本地生活。由于人骨保存状况不佳，无法针对同一个体同时开展牙齿和骨骼材料的对比分析。因此，暂不能确定每个殉人个体的迁移状况。能够肯定的是，这些殉人个体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在本地出生长大，可能是因为殉葬活动的需要才迁来此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T189墓内人骨发现于棺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被掩埋的盗墓者。碳氮同位素和锶同位素数据都说明其应当是长时间生活在本地，并且与其他贵族和殉人有相似的食谱特征，可以排除其属于盗墓者的可能。

另外，T1的3号殉葬者（T1S3）是一个未成年个体，随葬有267件磨光的羊距骨，数量超过同时期其它墓葬出土总和，曾经被戏称为“游戏成瘾的小孩”。多个羊距骨上还有刻画符号，暗示其主人身份比较特殊。该个体的牙齿锶同位素比值在所分析对象中为最高，远高于本地范围上限，说明其生活区域并不在本地，应当是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被选择作为殉葬者。

此外，所分析的3件动物样本中，只有羊的锶同位素比值符合本地特征，两匹马的都不是来源于本地。这种现象说明随葬动物的来源也比较多样。

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并非随机的和超大距离迁移，一般都是以某个水草资源丰富的区域为中心开展季节性迁徙。哈努伊河流域自青铜时代开始就是重要的游牧人群活动中心，人们在该流域范围内做小规模的季节性流动，留下了大量的石冢和鹿石等遗存。本项研究结果表明，该流域在匈奴时期仍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以T1（身份可以肯定为某代单于）为代表的匈奴贵族曾经长期生活和活动在该流域内，最终也集体葬于此地。等级较低的贵族T10，生前不在该流域活动，但在该墓地遭受大规模破坏之后仍然选择归葬于此，进一步说明了该墓地乃至该区域在匈奴社会中的重要性。

锶同位素分析结果也说明匈奴贵族的殉人群体来源比较复杂，并非全部是长期陪伴在单于或者其他贵族身边的随从亲信等。相当数量的个体应当是来自于哈奴伊河流域之外的其他部落，因为某种原因被选择参与贵族的丧葬活动。

Elsevier

本文是中蒙联合考古项目“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研究”系列成果之一，发表于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 2023年Volume 34. 

（作者：周立刚  审核|刘海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