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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张公巷窑址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发布人:牛维 发布日期:2023-05-22 浏览次数:56 次

一   窑址概况

汝州位于河南省中西部,北靠嵩山,南依伏牛山,西临洛阳,东望黄淮平原,汝河自西向东贯穿全境。张公巷窑址即位于汝州市中大街与张公巷街交叉路口,南临中大街,张公巷街把窑址分为东、西两部分。遗址范围东至城垣路,西至钟楼市场,南至文峰街,北至东明巷,面积约12万平方米。

2000年,河南省汝州市张公巷附近居民在旧房改建挖地基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质量上乘的青瓷残片,通过抢救性发掘,与宝丰清凉寺汝窑特征相近的张公巷窑青瓷开始走进人们的视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高质量的青瓷产品使人很容易将张公巷窑与北宋官窑联系起来,为北宋官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在其后的十余年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先后对张公巷窑址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张公巷窑青瓷产品和窑具。其中,2004年的发掘最为重要,除了清理出不同时期的房基、水井、灶、灰坑、淘洗池等遗迹多处,出土了大量包括青瓷和素烧器瓷片在内的完整或可复原的瓷片和窑具,其中青瓷残片集中分布在四号探方的第④层和H88、H95、H101等几个灰坑中,灰坑H88中的张公巷窑青瓷占比更是高达99%,能复原的器物有44件之多 。

2015年12月,张公巷窑获得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总体规划立项,开始进行大规模发掘和研究工作。2016年,相关部门完成了窑址周边地区的拆迁工作。201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张公巷窑址展开第五次主动性、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遗址以张公巷为界被分为西部(Ⅰ区)和东部(Ⅱ区)两个区域,分别开10×10米探方8个,5×5米探方9个,发掘总面积1025平方米,清理出砖瓦窑3座、房基18座、水井4个、灰坑160个、灰沟18条、路5条,并于T0510中发现青瓷埋藏坑和匣钵埋藏坑,出土张公巷窑青瓷标本20余件。

2019年,在Ⅰ区东南角的探方T0610中,新发现张公巷窑青瓷埋藏坑两处,编号分别为H813、H833,出土了匣钵、垫饼、耐火砖、烧土块、炭粒以及大量青瓷标本和残片,为研究张公巷窑的性质和年代提供了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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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品特征

1.器型


目前已出土的器型以碗盘为主,碗有直口、敞口和花口之分,盘分折腹和板沿两大类,其中后者又可分为花口板沿盘和八方盘,还见较多的椭圆形洗和器盖,此外,还有少量的盏托、纸槌瓶、鹅颈瓶、方壶、贴塑瓶、炉、套盒、枕、莲花香薰等。以上器型大部分都能在宝丰清凉寺、南宋官窑中找到相同或者类似的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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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胎釉及纹饰


张公巷瓷以薄胎薄釉为主。胎质细腻坚实,胎色有粉白、灰白和浅灰和极少量深灰色;釉色有卵青、天青、灰青和青绿等,其中尤以青绿色釉的玻璃质感最强,表面多见长条形冰裂纹和细碎鱼鳞纹开片。器物以素面为主,个别盘类器物饰有龙纹、摩羯纹、八卦纹、云雷纹等,香薰装饰动物纹和莲瓣纹,鼎式炉腹部模印花卉纹或八卦纹、下承模印的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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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装烧工艺


采用匣钵单件装烧,先素烧后上釉二次烧造。匣钵分漏斗状和筒状两种,大部分匣钵的外壁涂有一层耐火材料,还有不少匣钵内外可见一层青白或月白色薄釉。器物均满釉支烧,具体又分裹足支烧和足端刮釉支烧,圈足类器物大多足端刮釉垫烧,少量裹足满釉支烧;平底器物多采用支钉支烧的方式,支钉痕呈圆形的小米粒状,支钉数量不等,与器物的形制、大小有密切的关系;器盖多满釉支烧,盖内可见三个或五个小米粒状支钉痕。支钉基本上是先单独制作之后再接于垫饼之上,支钉和垫饼往往容易脱落。

总体来看,目前所见的张公巷窑青瓷产品面貌特征较一致,目前所见均为高质量青瓷,未能分辨出早晚变化,缺乏像宝丰清凉寺汝窑那样存在一个由粗到精的发展过程,说明其延续时间可能不长。目前已发现的张公巷窑青瓷多集中分布在个别青瓷埋藏坑中(如H813、H833等),瓷片较为破碎,有的可见击打痕迹,显然是有意识为之,这种打碎填埋的行为与南宋老虎洞官窑十分类似,不同于宝丰清凉寺汝窑残次品的随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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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发现的三件典型器物

1.天青釉暗刻龙纹盘


在今年上半年张公巷窑址的发掘中,于青瓷埋藏坑H813中发现了一件青釉暗刻龙纹花口平底盘(2019汝张T0610H813:15),口径23、底径15.6、高1.8厘米,为六瓣花口,板沿饰回字纹一周,内壁与花口对应有六条凸线,浅斜腹,平底,内底细线暗刻龙纹。灰白胎,胎质细腻,通体施天青釉,釉层莹润,玻璃质感较强,冰裂纹开片,外局部脱釉;满釉支烧,外底见7个小米粒状支钉痕。该龙纹盘的发现,为张公巷窑性质的确定补充了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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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釉八卦纹鼎式炉


目前张公巷窑址发现的炉均为鼎式炉,外腹多模印花卉纹饰,而装饰有八卦纹饰的香炉仅见一件。该八卦纹炉(2019汝张T0610 H813:33)出土于青瓷埋藏坑H813,残高12.8厘米,为鼎式炉,双耳残缺,盘口,短直颈,直腹,近平底,下承三兽足,外腹饰突起的八卦纹,并用凸棱间隔,其下近底部亦装饰有浮雕纹饰。灰白胎,胎质细腻,内外施月白釉,釉色均匀,玻璃质感较强,足端刮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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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釉五行镂孔熏炉盖


青釉五行镂孔熏炉盖(2019汝张T0510H754:5)出土于灰坑H754,盖径10.6、高4.8厘米,方唇平沿,弧盖面,其上等距分布“金、木、水、火、土”五行镂孔一周,盖钮呈龙形提梁状,二龙尾部相连,龙首口部微张,分别与两侧的盖面衔接,背部起脊,腹部刻划鳞片纹。浅灰胎,胎体薄而坚致,通体施豆青釉,釉层均匀莹润,玻璃质感较强,局部呈稀疏的冰裂纹开片,盖沿刮釉一周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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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认识


张公巷窑址地处汝州州治,其产品面貌与清凉寺汝窑和南宋官窑产品具有紧密联系,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质量上乘的青瓷产品使其一经发现就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关于其年代和性质的讨论也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张公巷窑是否为北宋官窑”,问题的关键在于窑址的年代。

随着出土材料的不断丰富以及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和研究不断深入,目前对张公巷窑性质的认定逐渐明晰。龙纹盘的发现,更加印证了张公巷窑的级别之高。同时考虑到张公巷窑青瓷品质较高,并且没有经历一个像清凉寺汝窑那样由粗变精、由民窑变为贡窑的过程,至少可以表明其在性质上极有可能为官窑。

经过以往的比较研究,张公巷窑青瓷的烧造年代晚于清凉寺汝窑已基本无疑,但晚到何时、与南宋官窑的时间先后仍无定论,即张公巷窑的具体年代无法通过简单的比较来确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考古工作所限(汴京城深埋地下难以发掘,北宋官窑是否在汴京未能确定;张公巷窑窑炉未发现,宋末金元时期时间间隔短且地层遗迹关系复杂,给年代的确定造成一定难度;城址、墓葬出土材料有限,不排除以往考古工作中将出土的张公巷青瓷与清凉寺汝窑、南宋官窑混为一谈的可能),另一方面则是对历史文献有不同解读(如对“京师”二字的理解等)。

关于张公巷窑的年代,目前学界主要存在元代说、金代说、北宋末说三种观点。目前出土的张公巷窑青瓷器物多集中在金代地层或灰坑中,且有关科技检测表明张公巷窑 H101出土的青瓷和老虎洞南宋官窑晚期青瓷标本的生产时代比较接近,这对金代说是十分有利的证据。但同时也应看到,除了缺乏相应的金代官方文献记载外,目前发现的金代城址、帝陵及贵族墓葬中所见的瓷器均以白瓷为主,未发现张公巷窑青瓷。此外还应注意女真族草原文化和汉人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尤其是宗教信仰、礼制、审美等方面。张公巷窑址发现的八卦鼎式炉和五行镂孔熏炉盖具有明显的道教色彩,应与宋廷尊崇道教联系更为密切。统治者的好恶影响着整个国家和士大夫阶层的哲学思想和审美情趣。宋徽宗文化修养和艺术造诣极高,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形成了自然柔和、含蓄雅致的士大夫文化。端庄清雅的汝窑系青瓷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迎合了徽宗和文人的审美情趣。而瓷器上的八卦纹、五行纹,则反映了当时道教的巨大影响。因此,从审美和政治角度来讲,张公巷窑更像是为宫廷专门设置的,其产品主要服务于赵姓皇室,与草原民族的审美、宗教信仰和金代政权的政治需求差异较大。

虽然目前北宋地层出土的张公巷窑青瓷有限,但无论是从器物特征还是从文化背景等角度来看,张公巷窑青瓷可能与赵宋皇室联系更为密切。由于材料的暴露程度和范围是一个客观限制条件,所以传世品和文献记载仍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此外还需要从器物比较、地域关系、时代背景(包括与高丽的交往情况)、科技检测等角度进行综合研究。


领队:赵文军

执笔:赵文军、郝雪琳

发掘与整理:申占德、王延明、任啸延、董丽娟、刘靖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丁雨、李鑫、陈天民、王云飞、郭三娟、吴闻达、郭美玲、刘韧、高先平、尹曦娜、罗相喆、金银珠、李骏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潘语晨、周禺含、成高韵、郝雪琳、翁倩、王孟珂

汝州市文物局:李宗武、李亚斌、刘鹏展、史轶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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