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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考古》2021年第4期要览
发布人:牛维 发布日期:2021-10-12 浏览次数:7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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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考古2021.4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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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到文明化——仰韶文化百年历程及其文明化成就

随着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得以命名,从此拉开了以考古学探索我国史前文化的序幕。经过一百年来数代考古工作者的辛勤探索,仰韶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取得了极大进展。通过对仰韶文化研究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简要概括出仰韶文化的重要地位,总结百年间不同阶段仰韶文化研究的主要贡献,并可初步揭示代表仰韶文化发展高度的该文化所蕴含的文明化成就和今后努力方向。

一、仰韶村遗址发掘和仰韶文化的重要地位

1921年仰韶村遗址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等文物,首次从发掘品证实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文化。这次发掘:1.是得到中国官方批准、由当时中国最早科研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多名人员参加的、有计划有充分准备的一项科学工作。尽管主持者安特生是瑞典人,但其身份为中国农商部雇员,是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成员,安氏持有介绍信“护照”,要求地方当局接洽支持,所做工作具有一定的政府行为和团体性质。2.在国际上,田野考古学的主要方法地层学借鉴并来源于地质地层学。安氏原来就是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发掘主要人员袁复礼为留学归国的地质学者,其他成员也多为地质工作者,因此发掘工作中充分运用地质地层学,科学属性显著。发掘的动因是为了搞清楚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内涵和文化特征,是中国第一次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正式发掘。3.采用开探沟的方法发掘,这至今仍是考古发掘的主要方法。袁复礼测绘了详细的仰韶村地形及遗址范围图、局部地貌平剖面图等,其精准程度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发掘过程中自上而下按顺序编层,记录出土遗物的数量、种类和特征。发掘所用手铲、毛刷、卷尺、皮尺等至今依然是发掘中的必用工具。4. 将出土陶器分成红、黑、灰三种,分层统计,挑选标本、描述、绘图、拍照并发表专著《中华远古之文化》等。发掘期间,安氏等人还在渑池调查了几处史前遗址,并对其中一处进行小规模发掘。为追溯彩陶来源,安氏在设想的传播路线上,即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做调查发掘。这些工作包括考古调查发掘、整理资料、比较分析、编撰报告、论述认识、发表报告论文等,基本涉及今天田野考古工作和研究的全过程。5. 工作目标明确,即为了探索中国史前文化。经过发掘、研究不仅命名和确立了仰韶文化,还对该文化尤其是主要因素彩陶的分布范围、来源等特别关注,开创了运用考古手段从实物资料方面发现、命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整套方法。6. 安特生将仰韶村及其后在甘、青的发掘明确称为考古工作,并就仰韶村出土古代器物、所属文化及渊源征询当时英、德、瑞典考古学家的意见,以修正自己的认识,其本人也被公认为一名考古学家。7.仰韶文化发掘与研究成果的示范效应,旋即激发了学术界将目光和精力投向广阔田野,并以此为契机探讨中国文化源头的热情及期盼,开辟了通过出土古代实物研究中国历史的新方法、新思路与新的学术类别,并对中国现代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体系的建立给予启发。8. 一些中国考古学史的论者,分别提出将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遗址或1928年开始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尤其是后者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而西阴与殷墟遗址发掘的主持者、中国考古界早期重要代表人物李济,称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为“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始”。因此,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经过百年来的不断探索,仰韶文化的重要地位已被初步揭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如上所述,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2011年教育部将考古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仰韶村遂成为历史学门类中一级学科考古学的起步之地,从仰韶文化开启了主要由考古学担负的延伸历史轴线、认识灿烂中国古代文化、揭示悠久中华文明的艰巨任务的光辉历程。

第二,仰韶文化是我国分布地域最广的史前文化,涉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宁夏、内蒙古、四川等10个省区。同时遗址数量众多,据近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仅河南就多达3000处,豫西三门峡地区特别是灵宝市仰韶文化遗址分布更为密集。

第三,仰韶文化是我国延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跨度距今7000至4700年,长达两千多年。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被称为“仰韶时代”。长期以来,该文化成为认识、定位周边其他史前文化的年代标尺。

第四,仰韶文化大体可分为初、早、中、晚四个时期,分布于豫西晋南、渭河流域、甘青、豫中、汉水中游、晋中、豫北冀南、晋北冀北河套等多个区域。每一区域各个时期基本都代表一种类型,不少区域某一阶段的“类型”还被一些研究者分别称为不同“文化”,该文化实际上是一支巨大的文化丛体或文化系统,内涵极其丰富。

第五,仰韶文化是我国史前影响最深远的主干性文化。严文明通过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全面系统分析,提出多元一体“重瓣花朵”理论,指出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现代中国的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是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的中国史前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在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在其周围有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更外层还有福建、台湾、广东、云南、西藏、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文化区,“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居于核心即花心位置[3],而中原文化区的主体就是仰韶文化。韩建业更认为,正由于仰韶文化中期的强力扩张影响,使得中国大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交融联系形成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为后来统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可称之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简称“早期中国” 。

第六,豫晋陕交界地区仰韶中期庙底沟期在整个仰韶文化中最为鼎盛,是在当地仰韶文化初期、早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年代最早距今约5800年,社会复杂化现象显现,是我国最早文明化的史前文化。仰韶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及夏商周文化地域相同、自然条件一致、文化传统一脉相承,是奠定中华文明优秀基因的重要文化。

第七,仰韶文化彩陶发达,尤以庙底沟期彩陶为其典型代表,富有特色、线条柔美流畅的彩陶图案在周边诸多文化中大范围传播,达到史前艺术巅峰,王仁湘盛赞其掀起了中国史前一次波澜壮阔的艺术浪潮,代表着史前艺术的伟大成就。

第八,仰韶文化还是学术研究史最长的中国新石器文化,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步大都与其发掘及研究息息相关。百年前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田野考古学的发端,1949年前的考古工作者几乎都涉及了仰韶文化的研究。1951年中国考古学领导者夏鼐带队对仰韶村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率先开展的考古工作之一。1991~1996年,结合考古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多学科参与的综合性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在渑池班村遗址开展,以运用更广泛的科学手段获取更多古人活动内容的信息为目标,成为考古学科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向复原古代社会和重建历史更高层次目标转变的重要标志或标志之一,该遗址的主要内涵即为仰韶文化。

第九,仰韶文化研究成果极其丰富。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主体文化,仰韶文化遗址所进行的调查发掘工作最多,“往往能对其余新石器文化的研究有所启示或推动”,并且长久以来都是科技考古的实验田、主舞台和研究成果富集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乃至整个新石器文化中,以仰韶文化研究最全面、最深入,影响也最广泛,并由此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考古学家,成为引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将。

第十,仰韶文化分布区中心的豫晋陕交界地区及渭河流域,恰处秦岭山脉北麓,秦岭东段小秦岭又称华山山脉,当地流传着丰富的关于黄帝、炎帝的古史传说,并有诸多相关地名。仰韶文化尤其是中晚期与中华人文始祖——黄帝以及华夏民族之“华”族的形成关系密切。

二、仰韶文化百年研究史的分期与各时期主要成果

对于仰韶文化研究史的分期,不同的学者或有不同的划分方案。最具代表性的是严文明曾将1985年以前的研究史概括为两个阶段四个时期和巩启明将20世纪80年的研究史区分为五个阶段。两位先生都令人信服地阐述了每个阶段或时期考古发现及研究的主要成果。本文参考以上两种分期,将仰韶文化百年研究史划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仰韶文化开始被发现、文化特征被初步认识和仰韶文化被确立。

其中20年代主要是豫晋陕甘青的考古调查发掘。安特生及其团队于1921~1924年在河南调查渑池不招寨、杨河村、西庄村、河阴(今荥阳)秦王寨、牛口峪、池沟寨遗址,发掘(包括试掘,下同)渑池仰韶村、不招寨遗址。在陕西调查西安十里铺遗址。在青海调查青海湖,发掘贵德罗汉堂、西宁十里堡、朱家寨、卡约、下西河遗址。在甘肃对临洮辛店、四时定、灰嘴、马家窑、寺洼山、广河齐家坪、和政半山、边家沟、瓦罐嘴、民和马厂塬、民勤沙井、柳胡村遗址调查或发掘。以上工作共发现约50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遗址。1926年李济主持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这是中国人首次独立开展的考古工作,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文化。除了调查发掘,安氏还对所获考古材料进行了及时整理,发表成果,相关研究更是自1920年代持续至1940年代。将仰韶村及有关遗址史前遗存称为仰韶文化,指出仰韶文化人种当为现代汉族的远祖或与汉族极近的一个民族,明确仰韶文化为中国古代文化前身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从根本上否定了我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确立了中国石器时代,对中国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文化史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考古工作是1931年对河南安阳后岗遗址的发掘,首次按堆积层次清理和收集遗物,是真正科学考古发掘;发现仰韶、龙山、小屯“三叠层”,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尽管当时学术界流行的是仰韶、龙山二元对立学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考古学遭受严重挫折,直至1940年代仰韶文化研究一直发展缓慢。具代表性的为由刘燿(尹达)、吴金鼎、李济等主持的仰韶文化遗址的小规模发掘和研究。而涉及仰韶文化最主要的则是1944年至翌年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对甘肃的调查发掘,其中夏鼐1945年发掘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不仅通过分析墓葬填土包合物早于墓葬年代而发展了考古层位学,并且据此确认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中国文化西来说,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正确的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20世纪50~80年代,仰韶文化研究获得重大成果,基本搭建起文化框架,主要成就包括类型划分、分期、分区、社会发展阶段及多学科研究等。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获得大发展。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地发掘一批仰韶文化遗址,著名的有陕西西安半坡、华县元君庙、宝鸡北首岭,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山西芮城西王村。七八十年代,发掘了陕西临潼姜寨、渭南史家、宝鸡福临堡、南郑龙岗寺,河南郑州大河村、淅川下王岗、濮阳西水坡,甘肃秦安大地湾,山西垣曲古城东关,河北正定南杨庄,内蒙古凉城王墓山等。其中半坡遗址的发掘以完整揭露一处聚落为目标,被学界认为是聚落考古的开端。庙底沟遗址则发现仰韶到龙山过渡性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及至1963年重新认识仰韶村遗存,明确其也分属仰韶、龙山两大阶段,豫西一带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所处历史阶段最终被确定。基于半坡和庙底沟遗址均内涵丰富而文化特征却差异显著,元君庙与泉护村、庙底沟与三里桥都是两两相距很近而文化面貌明显不同,人们逐渐认识到仰韶文化存在时空差异,便开始酝酿为仰韶文化划分类型。1959年最先提出应划分为半坡和庙底沟两个类型,开启考古学文化下划分类型之举,此后出现了对仰韶文化划分类型和分期的研究热潮。由于已有一系列聚落遗址和墓地材料,社会性质的探讨遂成为仰韶文化研究的又一主要话题,且论战激烈,不失为中国考古研究中的一大景观。由于前仰韶文化的陆续发现,仰韶文化的另一重要研究成果是对于其来源的探索。

1980年代仰韶文化研究又在许多方面有了更大进展。在文化分期、分区和类型划分、谱系方面,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仰韶文化是分布面积数十万平方公里、延续达两千年、可分为多个阶段和多个类型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其中有将仰韶文化划分为早晚两大阶段、四期、至少十八个类型的细致、全面的划分方案。鉴于仰韶文化的复杂性,一些研究者开始将其分解为多个文化,如以“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替代原称的半坡和庙底沟类型等。此外,学术界还从农业起源、聚落形态、生产工具、制陶工艺、彩陶、埋葬制度、体质人类学、年代学等多方面对仰韶文化进行研究。1980年代以前由于主要的考古实践和多数重要发现都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因而曾长期成为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一大中心课题。此后,由于各地考古工作的蓬勃开展,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周边地区一些考古学文化取得重要发现,使得仰韶文化的发现似乎相形失色,其研究也相对冷落。1985年11月,在渑池召开了“仰韶文化发现65周年学术讨论会”,是仰韶文化研究阶段性成果的大交流、大汇总,可看作是对第二阶段的总结。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对仰韶文化社会复杂化研究、开始全方位复原历史和多学科研究得以更多开展。

就中国考古学研究史整体而言,此前主要是构架文化体系的研究,大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才把目标提升到复原或重建历史的高度。进入1990年代,仰韶文化研究的突出进步,表现在多学科参与考古发掘和聚落考古的真正实践。前者的代表是1990年代初班村遗址的发掘,开创了中国田野考古的新模式,即由多单位联合、多学科参与的发掘与研究,标志着考古学科向复原历史和社会研究的高度发生转变。后者以1991年开始的邓州八里岗遗址的发掘为代表,是大学团队中真正聚落考古意图明显、技术方法明确、清楚该怎么发掘一个聚落之始,同样这里发掘的主要是仰韶文化遗存。

进入21世纪,田野考古中的聚落考古意味渐浓。其中首推灵宝铸鼎塬及其周围聚落考古研究课题的开展,在区域考古调查基础上于2000年开始的西坡遗址发掘,揭露出仰韶中期多座特大型房址构成的聚落核心区和墓地,成果卓著。2004年开始持续至今的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的发掘也收获颇多。郑州西北区域一系列考古勘探发掘成效尤显,其中巩义双槐树遗址的考古成果最为出色。

1990年代以来发掘的主要仰韶文化遗址还有河南郑州西山、青台、点军台、汪沟,汝州洪山庙,三门峡南交口、庙底沟,灵宝底董、城烟,淅川龙山岗、沟湾,南阳黄山;山西垣曲古城东关,翼城枣园,夏县西阴村;陕西华县泉护村,西安鱼化寨;湖北枣阳雕龙碑;河北易县北福地等。开展的考古调查工作主要有垣曲盆地、运城盆地东部、灵宝盆地等区域。

在文化分期、谱系方面继续探讨,有仰韶文化初期遗存的论述,半坡、庙底沟类型关系的再讨论,以及主要类型、文化或区域的专门研究等。并对生存环境、生产工具、彩陶、刻划符号、生业经济、墓葬制度、丧葬礼仪、人口、人骨、食性、动物种群、玉(石)器、残留物、社会财富来源、精神思想、社会发展阶段、绝对年代、与周围文化的关系、与古史传说的对应关系、与“早期中国”的关系、研究史等都进行了研究。社会研究取得突破进展,从灵宝盆地调查和西坡遗址发掘材料看仰韶中期已经明显呈现出社会复杂化。双槐树遗址则显示其仰韶中晚期古国时代“都邑”的非凡气派。由此我们感到,仰韶文化复杂社会得以发展,尤其是仰韶文化中晚期正发生显著的文明化现象。文明化应是仰韶文化的最高成就。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因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中原地区,由豫陕晋冀多省份、多机构合作,联合向国家文物局申报重大研究项目“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并于2020年获得批准立项。此课题拟立足田野考古,分阶段通过田野调查发掘获得关键考古资料,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以能够更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及其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现一些重点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开始进行。

综上,百年来仰韶文化取得了极其丰硕的研究成果,期间走过的是一条艰辛不易的探索之路,大批考古工作者为此付出辛劳、做出贡献。

三、仰韶文化文明化的初步认识与努力方向

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我们对豫晋陕交界区域河南三门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展了较全面的考古调查,其中灵宝盆地作为仰韶文化尤其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分布区,在1000多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93处,灵宝市是中原地区新石器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县市。通过区域聚落调查结合文化谱系的研究可知,进入仰韶时代后,当地文化和聚落便开始了稳定、持续的大发展。经仰韶初期、早期千余年的长期积累,到距今5800~5100年的仰韶中期,文化和聚落都最为繁盛,无论聚落数目,还是聚落总面积以及面积均值,都达到了顶峰。这时聚落规模出现明显差异,应已经出现区域核心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聚落组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分化,呈现出了“金字塔”型多层级的区域聚落结构。

由西坡、庙底沟、南交口遗址发掘材料可知,聚落内部遗迹也出现面积达200平方米以上处理考究的特大型房址、百余平方米精心加工的大型房址、墓口达17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级墓葬,与面积数十平方米的中型房址、中型墓葬,以及面积十余或惟有几平方米的小型简陋房址、仅可容身的墓葬甚至灰坑乱葬的区别。其中西坡大墓出土包括玉器、象牙器在内的大批珍贵文物;最大的房址F105环绕回廊,总面积516平方米,是迄今所见仰韶中期最大的单体建筑,开创中国回廊式古典建筑先河,推测其很可能是高耸的重檐大屋顶结构,具有殿堂性质。

从以上的考古发现看,显然此时的仰韶文化已分化出平民、显贵、首领,甚至“王”,已经进入复杂社会,文明火光闪烁,开始出现古国,李伯谦称其为“仰韶古国”。我们认为,由于豫晋陕交界地区仰韶中期庙底沟期是在当地仰韶初期、早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在整个仰韶文化中最为发达,也最早发生社会复杂化现象,因此出现的文明化、产生的文明应属于原生文明,并且是中原早期文明的中心、源头和最重要代表。

位于仰韶文化偏东区域的郑州西北的仰韶中晚期文化也十分繁盛,是该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区域中心性大型聚落遗址呈集群状、丛体状分布,聚落规模普遍较大,动辄数十万平方米,多设置二或三周宽且深的聚落环壕,防卫色彩浓重。大河村遗址面积约70万平方米,为一处包含多个时期文化遗存的大型遗址。西山遗址最早发现仰韶文化城址,有技术先进的版筑夯土城垣,在古代建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近年在点军台和大河村遗址也发现有同时期城址。双槐树遗址位于伊洛河汇入黄河的“洛汭”地带,现存面积117万多平方米,是迄今经过发掘的最大的仰韶文化遗址,为仰韶中晚期的核心性聚落。其三重环壕,核心区是多组由半围墙和壕沟圈护的多排大型房址区,似具准宫城性质的“宫殿”区,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瓮城雏形,整体呈“前朝后寝”布局,有深厚的方块状夯土精心筑成的大型活动广场,被认为是古国时代“都邑”。青台遗址共发现环壕4条,聚落功能分区明确,有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区和作坊区。最具代表性的发现,是专门设置的由九个栽立陶罐组成的“北斗九星”图案,附近有纯净夯土筑成的台基“寰丘”,斗柄指向北。“北斗九星”已被天文学家确认为天文类祭祀遗迹,由此刷新人们对于古人定方向、定季节、定时辰星象知识所达高度的认识,将中国观象授时的历史提前了近千年。青台、汪沟遗址还发掘出丝绸实物。双槐树遗址出土牙雕家蚕,晶莹剔透,呈吐丝前蓄势待发的亢奋状态,是中国年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这些发现,以坚实的材料表明,丝绸发源于我国,是古代中国对人类做出的一大贡献。

据以上发现,可知郑州西北在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文明化程度甚高,被认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这里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尤其是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被誉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是实证中原地区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证据”。

此外,西水坡遗址出土有距今6500年前仰韶文化早期四组沿子午线方向等距排列的大型蚌塑龙虎图案和特殊墓葬,龙形象已经十分成熟,冯时解读其为中国最早的天文宗教祭祀遗迹,反映了当时高度发达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农时意识、宗教和王权的制度。雕龙碑、八里岗、龙山岗、黄山诸遗址发现仰韶文化中晚期结构复杂的套间房址,带有先进的木质推拉门等设施。作为关中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心聚落之一的杨官寨遗址面积达80余万平方米,聚落布局规划性强,大型环壕、专门的墓地和制陶作坊区、大型池苑等重大发现,填补许多学术空白。仰韶文化晚期大地湾遗址也是一处区域中心聚落,发现一座高规格的特殊建筑F901,占地总面积约290平方米,呈“前堂后室、东西厢房”结构,具殿堂色彩和功能。以上发现表明,各地各时期的仰韶文化,曾生发出许多熠熠闪烁的文明因素光芒,有的正在壮大转化,而有的甚至已经升华成为初期文明,一并构成璀璨夺目的仰韶文化的丰富内涵。

由上,仰韶文化研究业已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以往工作成果的同时,还应清醒地意识到,由于仰韶文化延续时间长、分布广、内涵丰富,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体系,仰韶文化研究仍有许多方面有待深化。一方面,即使是已经开展较长时间的基础性的文化谱系结构研究,仍有许多薄弱环节需要强化,加之文化和年代研究是考古学一切研究的基础,聚落考古对共时遗存的年代要求更加确切、历时更加细密,这就要求我们应继续重视基本资料,做好基础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聚落考古整体开展有限,仰韶文化的文明化刚被揭示不久,认识尚较粗浅,诸如仰韶文明化在各地的形成背景、动因及基本情形,各区域聚落与社会分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各时期、各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原早期文明的起伏演进及发展模式,与周边其他史前文化或文明的关系,中原早期文明的突出成就及其贡献,其基本品质、价值观念、优秀基因在成熟华夏文明中的沿袭承递、仰韶文明化所体现的黄河文明(大河文明)的全球文明史意义等许多问题,要么已有一定的认识尚需进一步深化理解,要么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倾力探索。

因此,对与文明化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应当是今后仰韶文化研究的重点内容。前文将仰韶文化研究史划分为三大阶段,上述主要内容应当是该文化研究第三阶段提升期的基本任务,或者就是仰韶文化研究向更高、更深层次迈进的第四阶段开始的主攻对象,是仰韶文化研究一百年基础上向新的目标进发的主要方向。

当前,考古学发展迅猛,全面复原古代社会、广泛提取古代信息的理念深入人心,聚落考古渐至佳境,多学科研究技术、方法被广泛应用。我们相信,随着学界同仁的奋发努力,仰韶文化发掘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仰韶文化的文明化这一重要学术课题必将获得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仰韶文化的考古成就必将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


(作者|李芝灵 审核|刘海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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