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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对话中原》活动纪要
发布人:牛维 发布日期:2021-10-12 浏览次数:58 次

10月10日上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三星堆发掘现场负责人冉宏林博士应邀在郑州图书馆为“考古百年中原行”系列公众讲座做特别场报告,题为《三星堆考古发现的若干思考》,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郜向平博士与之进行对谈。




活动现场


三星堆遗址的再次发掘成果丰硕,为世人所瞩目。冉宏林所长以“三星堆是什么样的文明?”“三星堆祭祀区八个坑究竟是什么?”“三星堆埋藏坑为什么被掩埋?”等三个问题为线索,将三星堆遗址的神秘面具徐徐揭开。冉所长首先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第一次发掘的1号、2号埋藏坑为切入点,对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进行了详细介绍。这些埋藏坑中的器物造型神神秘秘、奇幻诡谲,很多器形在其它地区从未发现。如造型奇特的青铜人头像、金面罩等,是在人的形象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创造,展现出三星堆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埋藏坑中出土的玉璋顶端有鸟形象,器身刻有较为复杂的纹饰,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在新出土的金权杖、金面具、青铜神树上发现有鱼、鸟、剑的花纹,可能与鱼凫王有关亦或体现了三星堆先民在祭祀活动中的天地观念;新出土头顶大铜尊的青铜人像,整体上呈现出头重脚轻的状态,与1986年发现的青铜人像特征基本一致,也是此类器物的一大特点;4号坑内出土的扭头跪坐人像,整体造型写实,制作精细,细部特征与人相同;另有一些器型如太阳形器、菱形器等用处不明,鸟造型的金饰、玉器上鸟纹、变形蝉纹、兽面纹、神树造型等,绝大多数在国内其他地区尚未发现。这些器物风格相互借鉴,体现出古人丰富的想象力。冉所长认为三星堆遗址埋藏坑内出土的造型夸张、与日常生活差异较大的器物,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体现了三星堆先民的思想与精神观念,与实际生活关系不大。



 

虽然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造型独特,在其它遗址罕见,但从衣、食、住、用等几个与生活相关的基本角度去观察,它与中国其它地区的相同之处也很明显。例如本次发掘发现的丝织物遗存表明至少一部分三星堆先民穿着丝绸衣物;通过植物浮选,发现遗址内有大量水稻、小米,表明三星堆先民的饮食习惯与中华文明的其他地区相同;超过1000平方米的干栏式建筑、城墙、夯土基址以及日用陶器的器形等,与同时期长江流域或者黄河流域文化都有相似之处。

埋藏坑内的青铜尊,在陕西、重庆、湖南、河南等地发现有相同的器形;相似器形的铜罍在湖南、河南也都有发现,造型基本一致;三星堆出土的玉琮上有神树纹饰,器型与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相同;有领玉璧在江西新干大洋洲、殷墟都有相似器物;玉璋与二里头遗址基本相似……通过与其他地区出土器物对比可以发现,三星堆与国内其他文化区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存在文化上的交流或者人员往来,并不是孤立存在。



 

各类器物上形态各异的龙,说明龙在三星堆先民的信仰中也占据重要地位。甲骨文、金文中的“尊”字都是双手向上托举铜尊的形象,但是具体的这种器物形象在中原并未发现,而三星堆则发现多个托尊青铜人像。在1号青铜神树上的神鸟,则与《山海经》记载的十日传说有相似之处。通过这些线索可以看出,三星堆遗物所反映的先民精神信仰、思想礼仪及天地宇宙观与中原文化也具有多处相似,毫无疑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域外文明”或者“外星文明”。接下来,冉所长结合埋藏特征、器物种类、地层关系对三星堆祭祀区八个坑的性质进行了分析。首先将学术界对三星堆埋藏坑性质的相关争论进行了介绍。最初学者根据1、2号坑的发掘结果判断这两个坑为祭祀坑。但有不少学者认为坑内器物明显破损;器物埋藏方式与一般的祭祀坑不同,没有明显规律;既燎又埋,与文献不符;器物中不仅有祭品,还同时有祭祀者与受祭者形象;一次性埋入如此多重器不合常理等,对祭祀坑之说提出商榷,并且提出墓葬、陪葬坑、盟誓遗迹等推测。另有人认为器物与祭祀有关,坑及器物入坑行为与祭祀无关,提出亡国宝器坑、灭国掩埋坑、失灵宝器坑、不祥宝器坑等多种假说。

 

根据本次主动性发掘厘清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地层关系,结合周边地层及出土物推测这块区域应属于当时的祭祀区。8座祭祀坑及其他祭祀遗存集中分布于一片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区域内。这片区域由黄褐色粉砂土铺垫平整,与三星堆城墙的走向大致平行。测年结果及陶器形态分析表明,三星堆第⑤层与4号坑的年代都相当于殷墟四期。尤其是在K2、K3、K7、K8等四坑中发现有同一青铜神树的不同部位,可以拼对起来,说明这些器物应为同时埋藏,并且这几个坑肯定是同时形成。此外,在K1和K2内发现的部分器物也可以拼对,K4内也发现有器物能与上述各坑内器物拼对或者组成完整组合。同一器物的不同部位,或者同一组器物的不同个体分别出现在上述不同坑中,都表明K1-K4、K7、K8这六个坑是同时形成的。而K5、K6的地层关系、器物构成情况和埋葬方式等特征则与这六个明显不同。

最后,冉所长对三星堆埋藏坑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推测。坑内堆积均遵循下层放置器物、上层铺陈象牙的固定顺序;坑内出现红烧土、灰烬(经植物浮选,灰烬大多数为竹子)等物质;坑内出土器物体型较小、实心或者较短的器物保存完好,体型较大、空心或者较长的器物破坏较严重,似乎不是人为破坏的特征。根据这些现象,冉所长认为埋藏坑内的器物原来应放置在宗庙建筑内,由于某种自然原因导致房倒燃烧并倒塌,器物被烧坏砸损而难以继续使用,因此三星堆先民将这些器物按照一定的顺序分坑进行掩埋(埋藏过程中可能还有一些祭祀活动),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祭祀坑。此次事件之后,古蜀文化的中心可能就迁移到了金沙遗址,金沙遗址在年代和器物特征上与三星堆有明显传承关系。

讲座环节结束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郜向平副院长与冉宏林所长进行对谈,继续探讨三星堆与中原文明的关系。





郜向平: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令人震撼,1986年发掘的三星堆遗址1、2号坑,1989年发掘的新干大洋洲遗址均为80年代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这两处重要发现既不同于中原同时期文化面貌、也不见于文献记载,在传统古史体系中找不到一个参考点,无史可依。通过冉所长的介绍,可以看到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不是毫无关联。但是三星堆所展现的宗教观念,与中原地区是完全不一样的,无法结合文献进行解读,只能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解决这部无字天书。在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有意识的破坏祭祀品进而埋葬的现象较为常见,破坏行为本身可能就是祭祀行为的一部分,三星堆遗址的埋藏坑是否也可能与这种行为有关。

冉宏林:

三星堆、大洋洲所展现出来的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发展到长江流域又产生了自己的特色,与中原地区的差别逐渐增大。祭祀坑中的器物被非人为破坏,不得已埋入祭祀坑中,应该是可以站住脚的。通常意义上的祭祀坑,因为要举行祭祀活动,因此要对完整的祭祀品进行破坏,进而进行埋葬、祭祀。而三星堆中的祭祀品性质与此不同,在坑中发现有青铜神像,为三星堆人祭拜的对象,不太可能将祭拜对象有意破坏再埋入坑中进行祭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尊、铜罍有选择性地借鉴了中原地区的铜器,但是与中原地区有不同的体系。原来用于装酒的礼器,现在装海贝、玉器,体现出器物使用方式有所不同。以三为基数的成套器物使用制度,在中原地区未见。这些器物在中原地区主要用于世俗的礼仪活动,在三星堆只在祭祀活动中使用。因此三星堆与中原地区属于不同的体系,但有共同的信仰。

郜向平:

夏商时代,青铜礼器的组合最重要的是酒器,到西周逐渐以食器为重。礼器是礼制的载体,是政治秩序,酒器的分布范围某种程度上可以体现政治势力的分布范围。通过现在的发掘工作,三星堆遗址焕发新生,我们可以看出它也是中华文明体系中一支。感谢冉宏林所长以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结合个人思考,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分享了他对本次新发现的一些看法,为听众带来了一场学术性与普及性并存的知识盛宴。我们也期待三星堆考古工作能够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发现,能够为解读中华文明史提供更多宝贵材料。

(作者|魏加 欧杰 摄影|翟超 审核|刘海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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