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公众考古 | 认识考古
认识考古
城市考古与保护|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发布人:牛维 发布日期:2018-02-07 浏览次数:441 次

编者按:我国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如何在城市改造、城市基本建设中有效地开展古代城市考古工作、有效地进行文化遗产保护,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其中尤以古今重叠型的城市考古与本体保护形势最为严峻。既要保护文化遗产,又要服务国家、社会发展大局,在城市考古方面,必须破解古代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和难题。本期刊发的这篇短文,作者从城址、城址尽保、文物保护单位以及考古发掘与规划设计之间的关系方面,论述了如何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诸多问题,这是作者长期从事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的经验积累和思想精华,体现了老一辈文物工作者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拳拳之心。


早在2001年,宿白先生就认为,“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首先要了解城市发展史。要了解城市发展史,最重要、也是最实在的手段,是考古遗迹的辨认。我们有不少历史名城沿用了好多朝代,甚至一直到今天还不断更新建设。”14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文物保护工作指示中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习总书记还说,要清醒看到,我国是世界文物大国,又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物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这是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与新要求,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老城的老房子不再拆,应保尽保。这是很好的主张,但也意味放弃什么。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仍处高潮,且多向地下要空间,甚至建设停车场。掩埋在地下的历代城址,仍面临严重破坏,必须加大解决城址保护问题的力度,做到“应保尽保”,切实把保护与发展结合起来。

 

城址是什么

城市遗产无疑包括城址。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1923年所著《中国民族的形成》的一章题目即“我群的演进:以城址衡量其规模”,他指出“中国人是最积极的筑城者”,“筑城的所有日期都被中国的史学家们记录在案”。我国城址有多少?似乎至今还是他提供过精确数字:1644年前“记载中的城垣有4478座。但这些并非就是中国人修建过的全部城垣”。“所有这些只能靠考古发掘才能重见天日。”这代表了一代前辈学者的中国梦,梁启超更早就关注城址,可惜今人很少称道。

城址是遗址一类。词典解释“遗址”:毁坏的年代较久的建筑物所在的地方。《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解释为,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严格说这种解释并不准确。城址属于聚落遗址,而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分为城市聚落和乡村聚落。聚落环境是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

这些解释,有助于理解城址本质。城址是地理空间也是生态演变的概念,包括一定地域一切文化与自然的遗存,以山水、城垣、道路、重要建筑等结构性遗存为主体。城址范围,不必限于城池,周边遗址当为从属。一些地名,属重要“非遗”,隐喻城址尚存。老房子、新房子,都可视为城址的一部分,尤其是地表基础,不容忽视。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今后保留什么?如何保留?都需要认真研讨。

 

城址尽保的意义

城址很难也不必全部保留,保护措施,包括原封不动地保存给后代,也包括不得已时考古发掘,把发掘的部分转化为史料遗产,并提供当代研究和纪念及其他利用,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发展。

所谓城址尽保,就是把我国全部城址、每个城址的全部,都作为保护对象,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因为今人认知总有局限,后人更聪明,也才是遗产的真正主人。词典解释“承传”,举例即“承传文化遗产”,明确以承传为主要目的。保护与利用的辩证及主从关系,乃文物工作方针的真谛,对所有遗产保护工作均有指导意义。全面贯彻文物工作方针,是新强调,指各行业,都要贯彻方针,“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文物行业各方面,如考古、博物馆、文物交易等,更要“不辱使命”,守土尽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生前多次建议:“古城址往往埋藏很浅,高平低垫,很容易就被破坏,一重要,二难保护”。

古城址很难破坏殆尽,不可轻言“荡然无存”。城址可分两类:废弃的和被占压的,即“在用遗址”。有学者称“城摞城”仅为一部分,还有“镇摞城”“村摞城”等。中古以来的城址,还多有沿用,如:城垣遗迹仍作防洪坝、道路基础;城内外水系,在地上地下分布,毛细水也发生着作用。保护它们的意义,至少可以包括:(1)多种科研价值;(2)文化纪念意义;(3)对现实生活生态的功能作用。这些古城址的保护,与城镇化的联系更密切,不过困难些而已。

何以“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新中国首任文物局长郑振铎先生说:“我希望人人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宝藏,这不仅仅是为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的需要,还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存文化遗产,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力证。”创新力凝聚力,缺一不可地构成人类和民族的生存能力,而唯有保护大地历史文化遗产,才能把二者紧密联系。因此可认为,城址保护是城镇乃至乡村生命力的源泉,当然要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好。

要把城址列为国家级保护文物

上世纪90年代始,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陆续出版。把已知文物标于地图,向社会公开。由于一些城址连“文物普查点”都不是,该书选取部分地方志的“城池图”,警示城址存在。

有人认为将“城摞城”列为文物不妥,这是认识僵化所致。制度的执行与发展,事在人为。文物保护单位,是郑振铎生前创立的“带根本性的”管理体制,本意是“开出名单”“都列入国家保护之列”。公布文物保护名单,本应基于初步了解,发挥上下级行政的两个积极性,但后来申报技术要求越来越高,文物保护单位就成了类似荣誉称号。保护的急切需要,被部分保护效果取代,于是很多文献记载明确也能实地观察到的城址“落选”文物保护单位。其实,这些至少都具有地方史意义的城址,地方政府更应全作重点保护。

由于专家多考虑学术严谨,或专业操作可行性,很多被占据的城址被排除在文物保护单位之外,即使被列入,其保护范围也打了折扣。如《中国文物地图集》著录的“陈楚故城”,位于淮阳旧县城,虽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代却限于东周,地域限于周4500米的城墙。其实,清代县志就记载那是周30里的宋陈州所在,自古称“天下名区”,本是大有可为的地方。

要将考古发掘前置于规划设计

或受上述古城址保护问题所累,有关规划设计工作也未将城址当回事。城址研究和利用,本应是规划建筑界更感兴趣和更在行的事,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更爱做“荡然无存”结论。于是众多城址分布区,已高楼林立,惨遭破坏。

很多历史城市规划,也无视城址存在及发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些竟不顾当地群众也知道地下“有宝”的常识,直言根据文献打造“风貌”,令人怀疑其后商业“产业链”的存在。于是,古城址拆迁后迅速建设成为地方常态。这种破坏,特别是再向地下要空间,与高楼林立无异。

宿白先生认为,“在现代城市中研讨古代城市遗迹,是城市遗迹考古中一个重要内容,因为这类遗迹大面积揭露的条件很难具备;而它又是城市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在城市建设问题上,需要这方面的成果,作为妥善保护老城区的重要参考资料。”我们作为 “世界文物大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过程离不开考古发掘。“中国是一个地下‘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国家。”郑振铎1956年还提出:第一件要事,就是文化部门要参加“规划”。发展至今,国家更需要化被动为主动,不仅要配合基建发掘,而且利用发掘前置,加深规划设计对地域的理解,提升发展质量。

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的习惯做法,约是规划设计完成,建设启动,才拆除。其实城址上居民动迁后,完全可以先行发掘与文物征集,跟进规划设计。这样做,麻烦些,却带来保护与发展的“双赢”!仅做勘探就放弃的做法也需改变,全面揭示,才可能展开复原研究,并对恢复生态发挥作用。

要为城址决策超长期规划

设置城址保护的中长期战略目标,为城址规划设定50至100年的超长期,是 “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和永续发展”的重要文化支撑,文物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任何建筑都有寿命,应该逐步疏解城址上的居民,拆除寿命到期、无价值的建筑,可以让城市遗产发挥广泛的积极作用。这也意味着,不到寿命的建筑不拆除,避免扰民与浪费。古城址保护规划的具体目标,可做以下考虑:

——促进作长久的考古保留地。发掘有破坏性,所以国际《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规定:“发掘应该在遭受发展规划、土地用途改变、掠夺和自然蜕化威胁的古迹和遗址上进行。”发掘要针对威胁,不放弃任何机会,哪怕见缝插针;要精细,创造条件展示现场,开展复原研究,并由公众参与。展示科学过程,比所谓结论更有意义。发掘是为不发掘,留待后人。

——逐步退出房产还原历史水系。我国古代城市曾有发达的水文明,宋代残存的赣州“福寿沟”、广州“六脉渠”堪称明证,不能全由现代材料、工艺等取代。几百年来人口剧增、建设无序,对公共空间和设施的挤占,到近现代有个大提速,更令居住狭小拥塞。逐步退出房产占地,还原水系,或为湿地绿地,将会极大地改善人居环境,促进海绵城市建设。

——逐步恢复高低错落的景观。对历史层叠的城址,多样化展示,需有总体性抉择。“高平低垫”是城址形成规律,应反其道而行。独具特色的城址景观,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下沉式的遗迹广场,由遗迹线路连接;高耸的标志建筑,在遗迹上覆罩,或在近处树立,有的可作观景台;任何实用建筑,包括商住,都在遗迹上以架空柱支撑,每一柱孔都经选择并发掘,让土地继续发挥全面的城市功能。


公民与基层政府急需发力

基建和盗掘,今天仍是对文物的两大主要威胁。严酷的现实,逼迫我们发出质问:一些城址,既然连文物保护单位都不是,连发掘对象也算不上,保护远远赶不上破坏的规模与速度,那么靠谁去落实“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为了我们的学问界计,我们应该赶快联合起来,做有系统的,有意义的,有方法的发掘工作,万不能依赖了百难一易的偶然的发见,而一天天的因循过去。”郑振铎很早就发出过宏愿。牺牲前他仍呼吁:让地方博物馆有更大的“自治权”,不要扣得太死,譬如,考古发掘工作,对有条件的馆,根据“条例”应该鼓励其积极进行。看来,不扣死,才是让文物“活起来”的主要路径。 

对“做学问的境界”,李济曾表示:第一,内容本身,并不是离日常生活很远的事,凡是我们感官所能接触到的,都是知识的来源,无论是粪土,还是珍珠,学问上没有先天的分别;第二,方法论者,也只是科学常识的推广,绝不与常识相矛盾。更早时候他就提出:要把地下古物“保存及研究”作为“一切公民必须有的基本训练”。

新时代,公共需求不该再屈就行业与学科的能力。前辈的启示,让我们想到日常生活与工作在城址的公民,和地方、城市、乡镇、农村、社区的管理者,也许只有他们,才能启动“城址尽保”。还是宿白先生,早在2001年就撰文,“希望各级领导积极支持、督导考古工作者要更多更快地进行这项工作,如再迟缓,现代的城市正在快速建设时期,很可能有些今天尚存的古代重要文化遗产就被铲平毁废了。” 

2018年1月28日

作者简介:孟宪民,曾任国家文物局巡视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


 

文稿校对|铎  林

文稿审核|刘海旺

排版编辑|牛  维

出品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投稿邮箱|hnkgyjy@126.com

 

 

 

分享到:0
版权所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办公室电话:0371-66322065 电子邮箱:hnkgyjy@126.com   邮政编码:450000   通讯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陇海北三街9号 河南省文化厅扫黑除恶举报电话:12318
Copyright © www.hnswwkgyjy.cn All Rights Reserved.   豫ICP备:14004439-2号

豫公网安备 41010402002288号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