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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孙新民:我的考古故事
发布人:牛维 发布日期:2021-05-10 浏览次数:379 次

我是1978年3月考入郑州大学历史系学习考古专业的,当时考古还不被人所知。记得高中时的一个同学考取了外省学校,在与我通信联系时,硬是把考古专业写成了“刻苦专业”,好在前面有“郑州大学历史系”几个字,信还真转到了我的手里。在读大学的第二年,我们就在老师带领下赴北京、山西大同、太原、侯马和陕西西安等地外出考察半个多月,曾经惹来同在文科楼上课的历史班和其他系同学艳羡目光。尽管当时我们身背行囊,晚上挤火车,集体住地铺,但能够参观各地博物馆和名胜古迹,我们每天都会兴奋不已和感到莫大满足。当时就暗暗下定决心,我要一辈子从事文物考古工作。

1987年9月发掘河南省泌阳县东汉墓工作照


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全靠学校补助的每月15元生活费度日。那时还没有书摊,新华书店几乎不见考古类图书,而附近邮局中每期6角的《考古》和《文物》杂志又舍不得买。有一次,当地邮局在年末搞促销活动,所有当年杂志降价出售,我们闻讯后未顾上吃午饭,排了近一个小时队,才好不容易抢购到1980年的《考古》杂志6册(当时是双月刊)和《文物》4册。由此,这几册《考古》和《文物》杂志成为我收藏的第一批考古图书,我也从两种杂志中结识了考古界的诸多前辈,亦步亦趋地学会了撰写考古简报和论文。
1982年1月我进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已更名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那时一到单位报到,即被派往考古工地参加发掘,由于交通不便一般需要在工地待上一个月左右才能回来一趟。曾有一位同事,由于实在受不了这种生活而借故跳槽。我也因为此种原因,介绍人约好见面的时间未能按时赶回来,那位从未谋面的女同志再也不愿见面。第一次去岳父母家做客,从医的岳父很认真地问我:“考古是干啥的?”我怕吹了这门亲事,不好意思按通俗的说法是挖墓的,就灵机一动说:“我的职业和医生差不多,医生是给活人看病的,我们是给死人看病的。不过我们是看他怎么死的,生前是穷人或富人,经济和生活状况如何?”这么一说,岳父不仅听懂了我从事的专业,还认可了我这个未来的女婿。

从事考古工作就要经常下田野,往往一去一二十天甚至一个多月,回来时晒得皮肤很黑、长发凌乱。我们所的一个同事,从外地乘公共汽车回到郑州时,因为衣服不整洁又背着个脏兮兮的帆布挎包,在距离本所最近的岗楼处两次被叫住问话,直到单位派人认领、被确认非盲流人员后方才准许离开。在河南省文化厅两年一度的职工运动会上,我们也曾遭到过类似的歧视。当我所派出的拔河队员上场时,作为艺术团体的对方队员,一看我方上场的多是肤色黑、又身体健壮的队员,非要我们拿出工作证来以验明正身,否则拒绝与我所比赛。
曾经有位朋友问我:为什么选择考古工作?我当时的回答是:因为我居住的农村在北宋皇陵附近,从小就受到古代文化的熏陶,由此产生浓厚的兴趣,在上大学时便选择了考古专业。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那时根本没有选择人生目标的权利。我是在离开高中校门5年后才重返校园的,填报志愿时听取了高中老师的一句话:“考古专业是冷门专业,比较容易被录取。”尽管如此,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而是庆幸自己选对了专业。

1989年6月与同事郭木森在河南省宝丰清凉寺窑址

1989年6月与郭木森(右一)、赵文军(左一)在宝丰清凉寺窑址工地

 

我所主持发掘的安阳曹操高陵,2009年12月27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上海的东方卫视反应速度最快,当我们第二天还在北京回郑州的列车上时,他们派出的采访队伍已到达安阳曹操高陵在做午间现场连线。由于社会各界人士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河南省文物局决定于12月31日在我所举行“曹操高陵考古发现说明会”,东方卫视立即联系我们要做现场直播。虽然由于我所会议场地所限最终取消了直播,但还是要求我们在说明会结束后接受了他们的专访。2010年初社会上热议曹操高陵,我们曾在北京一饭店就餐时被服务人员认出。我那位把考古专业误为“刻苦专业”的高中同学,由于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多年没有联系,他通过观看曹操高陵有关新闻,知道了我的工作单位才辗转联系上了我,第一次通话他还不无遗憾地问我:“你当年怎么选了那么好的专业?”是曹操高陵的有关报道,使失散30年的朋友再次相聚,从此我多了一个“铁杆粉丝”:每次相聚他都会问一些考古的相关问题。


2010年1月,我在深圳市博物馆参加“中国红绿彩瓷器学术研讨会”时,当地新闻媒体现场采访,听说我来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不问我大会发言的河南出土红绿彩瓷器,而要我谈一下安阳曹操高陵真假问题,为避免喧宾夺主我婉拒了他的好意。直到2011年下半年,某高校还计划对现代曹姓作DNA测试,社会上曹操高陵热度不减。11月我受邀参加台湾新北市立莺歌陶瓷博物馆举办的“东亚青瓷学术论坛”,在办理赴台证件时由于时间太紧差点没有办成,巧遇在受理大厅办公的曹姓工作人员,他十分关注曹姓的DNA测试,看到我的工作单位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询问了几句曹操高陵问题后,马上申请了急件帮我解了燃眉之急。到达台北后方知,原计划一同与会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学者,也因为办证时间紧竟没有成行。

 

 

1998年在宝丰清凉寺窑址考古发掘工地


在我主持的十余项重要田野考古项目中,宝丰县清凉寺窑址是我负责时间最长的项目,从1988和1989年第二、三次发掘现场负责,到1998至2015年即第四至第十三次考古发掘担任领队,前后历时达27年之久。能够参与其中,见证宝丰清凉寺窑址发掘的全过程,我深感自豪和荣幸!回顾1988年我们初次进驻发掘时,清凉寺村地处偏僻山区,往来交通极其不便,从郑州前往工地需要一整天的时间。窑址附近开采有10多个矿井,道路上是一层厚厚的煤灰;并有将煤炼成焦炭的土窑炉冒着黑烟,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气味。由于大肆开采煤矿,地下水位下降,部分地面下沉,我们借住村民的房屋裂有多条缝隙,地下因采煤放炮还不时传来地震般的抖动。我们在裂缝内放进木块和贴上纸条,每天都要观察裂缝大小以防不测。由于是从数千米外拉水饮用,因此往往是每人一天少半盆水,早上洗脸、中午洗手、晚上洗脚。这样几天下来,每个人看上去与当地采煤工没什么两样。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我们依然愉快地坚持着,发现了北宋早、中、晚期和金、元、明时期六个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取得了清凉寺窑制瓷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2000年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宝丰清凉寺汝窑出土薰炉


当然,在发掘期间也有过彷徨甚至考虑过放弃,但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发现的快乐和收获后的喜悦。宝丰清凉寺窑址的首次试掘始于1987年,由我所赵青云先生任领队,在清凉寺村南20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典型御用汝瓷近10件,遂将清凉寺窑址确定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窑遗址。1988和1989年两个年度,我们曾围绕1987年首次试掘区域相继发掘了十余个探方,但就是没有找到比较完整的汝窑瓷器,甚至连汝窑瓷片也寥寥无几。1998年重启汝窑第四次发掘时,我们曾扩大寻找范围,在清凉寺村以南直至韩庄村南的整个窑址区域进行了考古钻探和撒网式发掘,仍然没有汝窑瓷片的踪迹。1999年我们在清凉寺村民提供线索的基础上,对清凉寺村内区域进行勘探和试掘,确认了汝窑烧造区的面积约4800平方米。2000年度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决定拆迁四户村民房屋时,我们还是有些忐忑不安,担心一旦房屋下没有丰富遗存而对不起村民。就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看,拆迁地点正是汝窑烧造的中心区域,集中分布的窑炉、作坊和埋藏最多的汝窑瓷片,终于给了我们一个丰厚的回报。2000年的第六次考古发掘,我们在清凉寺村内揭露面积500余平方米,发现烧制御用汝瓷的窑炉15座,以及作坊、澄泥池、釉料坑等重要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的汝窑瓷器,尤其是有些器类为传世品所未见,终于找到了汝窑瓷器烧造区,获得了中国陶瓷考古的重大发现。宝丰清凉寺汝窑发掘项目入选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荣获国家文物局1999至2000年田野考古三等奖。

2001年7月与同事郭木森(左一)、赵文军(右一)在山东济南参加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并领取证书

2012年4月在浙江杭州召开的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与考古界大咖一道领取田野考古奖


我们在2000至2002年找到汝窑中心烧造区并进行发掘后,曾一度认为历史上的汝窑问题基本解决了,但2011至2016年的考古发掘,除继续发现汝窑窑炉及汝瓷外,又出土了一批仿青铜的素烧器和不同于汝瓷的天青釉瓷器,这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从目前揭示的考古材料来看,仿青铜素烧器分别见于汝窑中心烧造区的东、西边缘处,所谓“类汝瓷”也仅分布于汝窑中心烧造区的东南部,产品器形单一,分布范围不大而又烧制时间短暂。两者在烧制年代上明显晚于汝窑瓷器,其产品仍施乳浊状天青釉,采用满釉支烧和两次烧成工艺,器形多仿之青铜器,使用模具制作,应是该窑址继汝窑之后再度烧制宫廷用瓷,这使我们对宝丰清凉寺窑址又有了新的认识。

2011年3月在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翻看馆藏我院编著出版的《宝丰清凉寺汝窑》图书


考古就像读一本厚厚的地书,在打开下一页之前,你可能想象不到真正的答案。我期待宝丰清凉寺窑址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转自:文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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